重建信仰才能真正领航
2013-05-29 16:47:41   来源：中华教育改进社   评论：0

盖金

    世人慨叹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事实上信仰是中国人当下与未来发展遇到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简言之，信仰就是一个人内心中信服和仰慕的存在。当一个人内心中没有这种存在时，他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随着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信仰又不仅是个体性的内心存在，它会外化为有形的存在，形成社会性的共识和文化，这种共识与文化又会影响到新生的社会个体，于是，信仰又成为一种久远的历史存在。

事实上中国生活在距今大约4万到1万年之间的晚期智人，例如东北的阎家岗人；黄河流域的山顶洞人、峙峪人；西南的柳江人、丽江人、资阳人等等，他们就已经有了原始宗教信仰，如对死人进行埋葬，并在他们身上洒上赤铁矿石粉末。商代还曾经特别重视鬼神，发展起“神本文化”，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国王的行动，都要向鬼神请示。

但是后来没有很好发展起来。当初形成的原始宗教和原始崇拜包括太阳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图腾）崇拜等。到周朝就发生了逆转，周人把商代人注重人和鬼神的关系换成了注重人和人的关系。后来普遍延续并发展下来的是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一些信仰，例如祖神、土地神，一个是为求保佑，一个是为求衣食。送子观音也是如此。这种文化在现实中的一个很坏影响是，不少人以功利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信仰，在信仰上做假。原本他对什么不信，但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保住官帽和眼前利益，可以宣称自己信仰完全不是真实相信的东西，还相互默契而不受到谴责。

现今一些宗教寺庙香火旺盛不是由于烧香者有信仰，而是由于他自知做了坏事，想寻求保佑。这已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宗教。其实这种做法本身是与宗教信仰精神直接相违背的。他们以为花大钱就能消灾，就能自救解脱。这些都显示出中国文化在信仰领域的深层缺陷，不少常去宗教寺庙的人内心与信仰隔着千山万水。

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社会运行的价值规范，同时也是中国复杂格局的根。坦白地说，中国人的确存在信仰危机现象，不少人用脚投票，把钱转移到国外，归根结底是缺乏中国认同，所以这是中国未来不可以再忽视的重大问题。

没有信仰，就没有现实生活的秩序。人有了信仰，才能生成每个人内心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它才能建立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其他个人的信任，这是社会形成稳定秩序的本金。有了这笔本金，才能建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稳定的公共秩序。

合理、公平和稳定的公共秩序是所有公民的共同福祉。而坚守这样的秩序才能保护我们的信仰，所以人们一方面要建立真诚的信仰，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完善不合理的秩序，提高秩序的质量，人人信守秩序，维护公共秩序的各种规则。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就是信仰和秩序最可能出问题的时候。

当下中国，由于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以经济发展作为头等大事的时期，经济利益常常左右了信仰。甚至经济发展本身就成为信仰，从而在经济利益的左右下，促使一些理想主义者在理想变成空想空谈之后，一变为现实主义者，再变为存在主义者，有的人进而变为机会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

信仰是中国人走向未来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十分缺少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在不少人思想中还存在多年来植入其中的固化偏见。另一方面，信仰的建立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相互需要，信仰本身就是社会公共资源，没有信仰就缺少这种资源，虚假的信仰则是社会的坏资源。

很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的信仰一直处在浅层发展状态。分析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从时间上说周朝是中国人信仰发生逆转的时期，周朝以前的信仰处于一种自然信仰状态，即崇拜太阳、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器、崇拜祖先（图腾）、崇拜山石树木甚至野兽等。当时的信仰是多元的，是由人的认知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自然生成，几乎不受任何束缚，也缺少深层的逻辑思辨和系统构建，因此又是不能稳定持久的。周朝以后的变化主要是把商代人注重人和鬼神的关系换成了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这种转变若从注重人道来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历史学家们观点也不尽相同，依据史料所做的判断是世俗的权势发展壮大了，他们认为重视神就会轻视世俗的权势影响。为了扩大世俗权势的影响，他们就会限制人们对鬼神的崇拜，从而限制了正常信仰的深化与发展，也就限制了真正教义性质的理论产生。

这种限制后不只是一直存在，在秦朝时还进一步强化，秦朝当政者所希望的是：统一没有战事，老百姓安居乐业；民众只能唯朝廷敕令是从，只能求得平安的生活；焚书坑儒更将信仰的内心空间涤荡如镜，从而失去了生成信仰的根基。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信仰总体上来说成为政治上问题，而非信仰本身。

后来在比较长的时期里，在儒家的影响下人们都把周朝当作盛世，“从周”成为一种时尚。所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仅是祖神、土地神在民间延续并发展下来，成为民间教理浅显难成深刻庞大体系的一些信仰。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信仰未能充分发展的原因会是多个，但在多个原因中，世俗政权的影响是主要的。他们要强化他们的治理理念的宣教，害怕民众自主多样的信仰降低统治者的权威。限制了自主的信仰存在，也就从根基上限制了信仰的发展，使民众长期处于散沙状，具有绵羊性。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是周代与秦代变化后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进一步限制了人的信仰自由，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没有普遍信仰的宗教，并不会阻碍时间维度的历史进程。但对于每个人而言，有信仰与无信仰的人相比较，他的生活样态是不一样的，它对人对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待生命、财富、地位等方面的态度不相同，这些不同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信仰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健全完善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它肯定是一个人格和心灵不健全、不完美的人；同样，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虚假的，他更是一个人格和心灵不健全的人，甚至比没有信仰更肮脏。中国历史上缺少这种久远的信仰存在。这种缺少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发生着多样性的影响。甚至中国社会当下的多种问题，都可以寻根到这个源头上。

由于没有自己的信仰，就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什么事都敢干；由于没有一定社会中共同的信仰，就缺少相对统一的精神支柱；由于没有信仰，就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对真理的共识；由于没有信仰，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为，就会有更多的时候与他人发生冲突与矛盾，出现一人成龙，三人成虫的现象；由于没有信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相通的意识，难以形成共同的生活目标，也不为人类久远的生活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资源，短期、功利行为普遍。

有信仰的人才有规则，没有信仰的人由于内心没有规则，外部的规则也很难在他心中扎根或找到衔接点，就会肆无忌惮。

由于缺乏信仰，人就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别人知道就自以为是无罪，这种意识导致现实中不少人一步步走进犯罪的深渊，无法自拔，如整个社会依法处罚，则又因法不责众而难以实行，从而遗留下的后患无穷，对社会和普通人的伤害极为严重。由于没有信仰，还导致人们在出现内部矛盾分歧时，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便显露无遗。纵观中国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内部和相亲近的人，内斗内行，外争外行，中国人因此内耗严重。

信仰就是人的心灵导航。信仰的最初意义是教人一条道路，指人一个方向，给人一种规范。只有当一个人有比较纯真深刻的信仰时，信仰才成为他的心灵导引。对于一般的俗人，还不能指望信仰发挥心灵导引的作用，因为他未必就有真的心灵存在，或许他仅是个行尸走肉。

在一个没有真实信仰的社会里，一切都非常可怕。正是这样，据《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1期载，在当今世界上约有48.09亿人为宗教信仰者（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约为61.5亿）,占世界总人数的78.1%，说明在不受外力强制的情况下，自然人是倾向于有信仰的。最新的统计表明世界上自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占全部人口的84%。

反观中国人，对信仰宗教的人有过一些统计，但是由于存在一些压力，相应的数据不够真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信教人数呈迅速增长的趋势。1993年官方宣布中国信教人数有3000多万，1997年这个数字就超过了1亿，但没有最近官方统计的中国信教总人数，一些地方由于地下的家庭教会出现，这样的统计就更加难以准确。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信教，又有那么多人私下里信教呢？这个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前面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原因。现实中，中国人不信教分两种：第一种，认可无神论，一些主张信仰什么主义的人明确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他们中也有人把主义当作神来信仰，或者根本就不信仰，仅是将此当个争权获利的招牌；第二种，希望有真正的信仰，但是不接受官方认定并公开流行的三自教会，山寨基督教会，以及各种伪宗教。事实上，不少人的心灵处于两难的处境。

常发生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信仰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信仰便被借喻为对某神的忠诚。这才是不少中国人难以接受的。

无神论作为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观点是应该尊重的，但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观点是过于武断的，进而当作一种实质上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受多年的宣传影响，中国成为一个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实际上他们在心灵深处并没有成功地反对宗教，而是成为无神论教的信徒。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他们去拜鬼、拜权、拜金，当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时，他们比那些有神论的笃实信仰者对社会的影响要坏得多。

一些人担心，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很深的信仰，那末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神论者，是否会阻碍科学的运用和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岐见，认为宗教信仰与科学是必然对立的，哥白尼受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表判定有罪，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这都是宗教信仰者保有者中岐见的例证；同时，非宗教信仰者有此看法的更为普遍。其实，宗教与科学并非必然或简单对立，而是有同一之处的。

简单地说，无论人类进步到什么时候，他对外界和对真理的认知和了解总是一部分，而且仅是有限的一小部分；总还存在不了解和未知的一部分，而且这是一个几乎无限大的部分。人们往往依据已知的部分建立信仰，又对未知的部分心存怀疑；因为存在着太多的未知部分，所以需要有宗教来平衡他的内心，因为他有信心探索其中一部分的未知，所以他又怀有科学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大科学家的确是宗教的信仰者的原因。

爱因斯坦是一位典型的例证，人们对他是否信教就有不同的说法。依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判断，爱因斯坦肯定是不信传统的宗教的，1953年7月17日他给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回信中说：“我不相信个体的永生，我认为伦理纯粹只是人类自身的关怀，并没有超人的权威躲在后面。” 1954年3月24日他给一位机工的回信更明确表态：“你所读到的关于我笃信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没有止境的敬仰。”但从爱因斯坦终身的言行看，他又有宗教的情怀。

有人不能理解不信教却又有宗教情怀。早在1929年，人们就为爱因斯坦是否信教发生争论，于是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给爱因斯坦发电报，问他：“您信仰上帝吗？”爱因斯坦回电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而不是传统的宗教。

斯宾诺莎的宗教观被称为“自然神论”，属于泛神论的范畴。斯宾诺莎是借助一组定义和公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他的宗教观的，因此也被人称为“理性神学”。在他看来，上帝和宇宙是一回事，宇宙间只存在一种实体，就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这种上帝、实体或宇宙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它是每件事的“内在因”。黑格尔曾说：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道”的概念。

可以说爱因斯坦确实有信仰，但他信仰的是他自己的上帝，而非任何一个教会所定义的上帝。他还有两段与宗教相关的话表明他的观点：1931年他在《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y）》第13期上说：“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存在的知识，以及我们对那些我们的意识可以接受的最深奥的推理和最美丽事物的感觉构成了我们对宗教的虔诚。在这个意义上，但仅仅在此意义上，我深信宗教。”另一段是当受到Martin Buber关于宗教信仰攻击之后，他声明：“我们物理学家所努力的仅仅是跟随他画他的线。”作为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总结，他曾说道：“有一个无限的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对此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

可以说，几乎每个有所追求的人都可能有宗教情怀。蒋梦麟就曾说陶行知办平民教育像传教，陶行知没有反对，反而把这一说法写进自己的文章里，说明他是认同的。有人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信仰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从1901年至1996年639位诺贝尔奖得主中，96.7%有宗教信仰；只有21人无宗教信仰，他们主要是来自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这一结果对中国人来说可谓出人意料。

为什么科学家既信仰宗教，又能够把科学工作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一些科学家信仰宗教，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在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会生成宗教的境界，或者生成与宗教的境界相似境界。还是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像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纯粹的情感体验的“情感宗教”。

如果说是情感体验，那它还不是信仰，仅仅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到位的。科学家离不开某种宗教感情，以此为基础，科学和宗教可以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还是以爱因斯坦的话来说：“科学只能是由那些全身心被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激情所渗透的人们产生的。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萌发于宗教的范畴。同时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这样的信念，即用理性理解世界是可能的。我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没有这种深沉的信念。”这段话将情感体验、理性理解和深沉信念之间的内在关系说的很明白了。

爱因斯坦明确反对与科学对立的传统宗教，他说：“今天在宗教与科学范畴之间所存在的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人格化上帝的概念。” 他呼吁当时的宗教导师们放弃有关人格化上帝的教条，放弃这个恐惧与希望的源泉。只有在宗教领袖据此重新定义宗教后，宗教才能从科学知识那里获益。认为“真正的虔诚，并非通过对生命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或盲目的信仰，而是通过努力获得理性知识而达成的。” 正是在上述前提下，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说明爱因斯坦希望传统宗教领袖放弃与科学相违背的教条。

找到宗教与科学地切合点就成为解除宗教与科学冲突的关键。科学在不断进步，宗教也需要不断进步。宗教学家贝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的活动。”这种神圣不应该是愚昧的。不少科学家将宗教信念转化成其深刻的内在动机，驱使他们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在进行这种科学研究时自始至终就具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建立在宗教与科学的特殊关联上。这种神圣感促使科学家不断做出新的探索。

从信教的科学家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因为科学而信仰宗教，上升至宗教(境界)而从事科学。他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信仰，是有着自身特别依据的。而在中国不少缺少思辨能力的人看来，宗教必然是迷信，似乎这两者必然相等。

世俗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发财升迁、平安长寿等实用目的而求神拜佛、修身养性之类的仪式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宗教活动，这类活动实质上只是一种神话记忆、一种迷信活动。宗教与迷信有层次上的区别。把宗教与迷信等同对待，是降低了宗教，抬高了迷信。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引发人向上；迷信以蒙骗为手段，促使人萎靡。迷信作假，科学求真。迷信与科学在精神取向上是截然不同的，针锋相对的；宗教与科学虽有冲突，但不绝然对立。即使迷信试图披上宗教外衣，也不是科学家信仰的对象。健康的信仰可能与宗教相关，但与迷信无关。

中国人要将信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种信仰与你是否有组织，是否有仪式，是否要言语表达都无关，它是一种内心的存在。一些科学家之所以信教，它的效用有二：一是灵魂上的告慰，二是理论上的通透。

科学要探求真理、规律，如果深入考察“规律”这个概念，从语义学的角度，规律由规则、秩序演变过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规则，人们依秩序生活。而当人们观察自然的时候，发现自然也有类似规则、秩序一样的东西，于是称这种东西为规律。可自然怎么会有规律呢？社会是人的社会，有规则；自然是万物的自然，当然也有规律。长期的遵从这些规则就会成为一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与科学之间存在一致性。

宗教始于信仰，科学始于怀疑。这是一种表述宗教与科学之间差异的活的广泛认同的说法。这个说法确实比较准确地说出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对外在的对象不存在绝对的完全怀疑，也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完全信仰，不管你处在哪一个认知水平上，都是既有怀疑，又有信仰，这两者在一个人身上的并存说明科学与宗教不矛盾，怀疑与信仰不对立。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以实际事例说明，历史上有一些科学家因信教虔诚而保守，如牛顿就将万事万物的第一推动力归结到上帝身上。另一些有些科学家虽然表面认为是信教，或者在调查问卷中回答是信教，但他对“教”的具体理解与传统的宗教已经不同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深层的激励因素。近代不少科学家也把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情感、信念和精神都归结于宗教领域。爱因斯坦认为促使科学家勤奋而又坚毅地工作的原因在于某种精神状况，这种“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这种激情与前面说的“宗教感情”几乎重叠。这种宗教感情是人们由对某种为人类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的那种认识和“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那种感情所构成的，是一种迷人的内心感应。

从爱因斯坦的文章[1]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宗教情感的多层理解，一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深深地吸引着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人们只有通过对这个“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世界凝视深思才能得到解放，才能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这确实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迷人的存在。

二是相信“客观世界的高度规律性”。科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宇宙宗教感情”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不同，爱因斯坦认为，在普通人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人们希望得到他的保佑，而害怕受到他的惩罚；这种感情类似于孩子对父亲的那种感情的升华，对于这种神，人们同它建立起多少像是个人之间的那种亲切关系，尽管它被渲染成多么可敬畏的东西。”而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再智慧的人类相对于它都是太微不足道了。

三是对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爱因斯坦认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并且，“毫无疑问，任何科学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预的工作以外，都是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这种坚定的信念出发的（这种信念是宗教感情的亲属）。”在几乎无限的未知与有限的已知之间，看来在信仰与怀疑之间选择一定的度就成为每个人明智到什么程度的一杆标尺了。

正因为此，爱因斯坦坚信对宇宙奥秘的“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中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情献身……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

科学家一旦失去了对宇宙奥秘的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这是宗教与科学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的表现，所以，一方面，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宗教对人心灵具有净化作用，或者说，宗教使人虔诚：“说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指的是他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因此，宗教与信仰都是人类的长期事业。另一方面，宗教目标要依靠科学手段来实现：首先，科学可以帮助宗教清洗拟人论的渣滓，提高宗教的境界，深化宗教的意义；其次，科学还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生活的理解从而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简而言之，科学和宗教并不一定是相互冲突、抵触、不可调和的。探求科学真理的人对信仰和宗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一种充满悖论的现象，科学崛起与宗教改革同时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同被教皇及其宗教裁判所裁定为异端。此后，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在所有领域消除宗教的影响，相反，现代科学的进步促使传统宗教调整自身，朝着适用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方向改变，这些特点反映在当代科学家的宗教信仰中，常表现为泛神论的影响在增大。

有人或许要问：凡是宗教，都是有神论者，这与中国长期提倡的无神论不是直接冲突吗，这是不是当代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重要原因？

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还是分开来说吧。爱因斯坦很可能已经接近无神论了，或者本身就是无神论。他笔下的“上帝”实质上是在“自然”的身体上穿上了一件“上帝”概念的外衣，然而他对自然宇宙奥秘的信仰是真诚的。这说明宗教与科学在历史渊源上有着共同的基础。

这个基础既包括社会因素也包括宗教与科学共同的特征。往往一个人在成为科学家之前需要有一段很长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如果他在浸润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生活，就早已成为一个信仰神的有神论者了，此后不可能希冀他们都可以从传统生活的这种文化背景中完全“游离”出来，更不可能希冀他们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这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毕竟是有本质差异的。这里要区分中国概念中的鬼与神。中国古代哲学家就辩论过“人死不能为鬼”的问题。如果说鬼是人死后有延续性的另一种存在，这是缺乏实证依据的，但它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内心的存念，也不值得非要把他从每个人心里挖出来。神与鬼有很大的不同，鬼是形象的，神是抽象的；鬼是个体性的意念，神是众多人的共同构想；事实上有神学，却未形成鬼学。神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与社会存在，若简单地说，它是人对未知世界的一个简单的抽象概括，并希望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的一个概念框。

在抽象上，神学与科学又有些共同点了。对神的概念的理解，或者说宗教与科学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脱离经验的现实，形成一般的表象乃至概念。神学与科学二者的研究对象基本相同，都是观察和解释自然力，而宇宙是无穷尽的，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这时候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参考与互补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

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某一神的信仰者、创始人或传播者本身就是医学家，就在用科学解决人的生计问题，解除人的痛苦。这就涉及到第三方面，神学与科学二者存在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同自然界处于双重关系中，一方面，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类试图摆脱自然、超越自然、控制和支配自然。而宗教神学和科学都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手段，只不过一个手段是通过观察和理性分析，另一个手段是依靠经验总结。

这么看来，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并非像人们曾经宣称的那样针锋相对。

如以上所言，宗教神学与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相互对立又有相互联系，一些科学家与宗教神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身不奇怪。将无神论与有神论二者教条化地简单对立本身恰恰是愚昧的表现。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不论哪个教派的创始人，在去世前（登上神坛）前都是苦口婆心教育普通民众如何更好地做人的。

恰恰是中国长期以来极力高扬无神论，大力贬低有神论，才导致时下全社会“拜物教”盛行，腐败丛生。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客观上看，长期的贫困生活使不少中国人穷怕了，等级社会又让中国的穷人苦够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看重实利的客观原因；同样，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特权的体制造成的，缺少公开、透明、有效监督的制度笼子，必然产生腐败。但如要从精神层面来分析，精神的空虚、信仰的倒塌或造假又是造成拜物与腐败的必要前提，一个心灵健全、真有信仰的人是绝对不会腐败的。从思想深层分析，长期以来使用单极、片面思维模式树唯物主义，批唯心主义；抬无神论，贬有神论，让人们的思想退化到简单二元对立的水平，从而失去独立思考和分析辨别能力，不能不说也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从历史上看，陆九渊、王阳明所创的“陆王心学”就曾对中国社会的良治发生过积极作用。这些例证表明，历史上的“心学”、“神学”都不是洪水猛兽。在承认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冯特的实证心理学理论对人类是巨大进步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仅仅是用一只脚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不能因此就废掉另一只脚，或阻碍另一只脚继续向前迈进。更不能认物不认心，只认科学不认神学。这才是中国人在未来信仰问题、思想选择、理论思维等方面发展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有神论、实证科学与心学之间简单对立的理解，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才能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如果不能消除前面的那些长期形成的思想障碍，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一个没法展开讨论的问题，要谈也会歧义很多，无法找到可遵循的规范，也无法形成共同话语。

中国人究竟有无信仰。当下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有信仰。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多少已经就暗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因为中国人是个大数据概念，十几亿人，笼统地对此下一个有信仰或无信仰的决然判断都不符合事实。准确地说是有多少人有信仰，多少人无信仰。再说，如何界定有信仰和无信仰同样是存在不同说法的。

认为无信仰的观点有：

观点之一是真正信仰坚定的人少。虽然上古信仰天地自然间的精灵、百家争鸣时各信一主，汉后以儒、道为主，南北朝佛教涌入后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唐后景教（伊斯兰教）、明后基督教传入，至今五教派在国内安然同处。相对于整个中国人口来说，真正信教的是少数。因为整体数量少，所以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观点之二是在形式上有信仰的人中并非有真正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目的。比如流传很久的相信送子观音，现实中不少人以功利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信仰，在信仰上做假。原本他对什么不信，但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保住官帽和眼前利益，可以宣称自己信仰完全不是真实相信的东西，还相互默契而不受到谴责。这种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是很坏的。功利不是真信仰，作假更不是真信仰，减去这部分人，中国真有信仰的人更少。

观点之三是相对于欧美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欧美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欧美宗教的神在受苦，民众不受苦，反因信神而享受爱。中国宗教的神在享乐，民众在受苦。中国庙宇的神类似于神仙，一个个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欧美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这就是两种信仰最大的区别。

的确，欧美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众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众疏远。现今中国一些宗教寺庙香火旺盛的确不是由于烧香者有信仰，而是由于他自知做了坏事，想寻求保佑。这已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宗教。其实这种做法本身是与宗教信仰精神直接相违背的。

正因为此，对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这一判定如以真假来衡量，至少有八成是真的。说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由于未得到深度发展而显得最为庞杂，包括对一些无知的人所宣传的邪教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上午拜了土地公公，下午可以再去拜龙王，晚上还可以为祖神进香，也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

那些说中国人有信仰的人又有什么依据呢？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但不同意中国人没信仰。没有宗教信仰绝不等于没有信仰。主张信仰具有多种形态，文化信仰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文化信仰”，它不靠“神”监督，而是家人、朋友、同事、邻居，这种来自周围人的社会监督；还有自我监督，就是“良心”，“天地良心”、“君子慎独”。对于“道”的信奉、崇敬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

对这种观点：首先要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孔颜乐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志于道，明道济世，遵道抑势”、致良知、良心、持节、人格防、君子等这样一些与信仰相关的文化内容。但总体上内心有这些状态的人数较少，仅是那些有较高深文化的人，普通民众则与此无缘，所以还说不上是全称的中国人的信仰；另一方面，它们处于一种弥散状态，难以构成集中的信仰对象，对这些内容的释义又存在多样性、模糊性，这些特征影响了信仰的稳定性，如果存在的话，也是一种不具有永恒性的偶尔一念，历史上就有不少一贯坚称有类似的某种信仰的人，一念之差又变节了，所以也不能说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信仰。

说中国人的信仰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文化信仰，还存在一个逻辑的错误。信仰、宗教都是文化，但不能说文化就是信仰，文化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文化信仰本身就是泛化信仰，不只不符合逻辑，还会模糊人的信仰，降低信仰的质量和水平，弥散信仰的目标，这恰恰是数千年来中国人信仰未能高质量生成且缺乏永恒性的重要原因，不能再用这个借口阻碍中国人信仰的提升。

从健全中国人信仰的角度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仰与欧美的宗教信仰作个比较。简单的说，欧美信仰宗教的人把自己的精神、心灵上的事都托付给一个“神”了，有神时刻在监督着自己，不能做违背神的意志的事；而中国人的精神完全由自己控制，依靠自己对“道”的信守来作保障，只有自律能力较强、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多人因为守不住，就等于没有信仰。

欧美人把自己的精神托付给神是由于他们对人性的假定与中国传统认识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需要至高无上的神监督限制你，并要不断到教堂去反思、忏悔。中国人大多数认为“人性善”，从小就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认为“人性恶”的不占社会主流。这种假定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差异，再从上位集中体现到信仰、道德与宗教的差异，从下位体现为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如果发生问题的话，这几个方面会是一连串的。

从逻辑上说，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决定民族的命运。欧美人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他们就把这个恶剖开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当他们心中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就到教堂忏悔，进教堂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自己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往往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教堂，神情轻松地出来。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借助神不断达到心灵的平衡。

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清楚，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中国人总想把善显示出来，恨不得别人天天说自己的好话，表扬自己；同时把恶包藏起来，听不得别人对自己恶的客观陈述和批评，养着它，不断积累，后患无穷。人是有欲望的，欲望往往是不断增长、没有限制的，所以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又没有一个崇高的神监督自己，于是他就可能把内心中潜藏的恶释放出来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和别人缠斗。

一般纯正永恒性的宗教大都主张“崇一”，不赞同同时崇拜多神；而在中国，不少人认为可以随意崇拜各种对象：玉皇大帝、佛祖、观音菩萨、土地、祖神、龙王，甚至还有关帝、鲁班等。正是这种“随意”阻碍着它向深层发展。这种随意性还表现为中国人常常在进庙烧香的时候内心才有敬畏感，欧美信教者心中有永远的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神都是心中清晰的存在。

在信仰特点上有，欧美纯正的宗教大多有人格化的神，这点本身便于为普通的人所理解、所亲近，而且这个人格化的神本身带有永恒性；中国也有人格化的神，但这种人格化的神往往是随时可以造出来的，就如当今社会还有不少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是神，事实上对所造的神的理解具有浅层化的倾向；而在更多情况下，中国有一定知识的人更倾向于以“道”作为自己的信仰形态，它比较抽象，具有非人格神的特点，一般比较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尤其是底层的民众无法理解它，也就限制了它的广泛传播。

中国文化与欧美宗教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在内容上，欧美宗教信条与中国的文化还是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旧约中的“黄金律”提倡“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明两者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还有人认为，对一个人而言，可能除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外，还有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乃至生活信仰。当一个人有这种表述时，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理解信仰。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在宗教、文化、科学、政治乃至生活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态度，而不能说他在这么多的方面有着这么多的信仰，这些所有方面的表现是流，它的源头是他的信仰。当然，他可以不信任和一种世俗的宗教，比如他信仰真理、信仰道，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真正有信仰的话，他的信仰就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要产生没有宗教的信仰难度是很大的，只有那些学术和思想达到一定彻悟境界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产生无宗教的信仰。

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宗教文化背景的社会里，那些大科学家和思想家信仰世俗宗教的比例相对普通人群要低。据调查美国人中信神的比例在90% 以上，但是根据根据国际学术刊物《自然》在1998 年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美国科学院院士信神的比例只有大约7%。就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些不信神的科学家们并非没有信仰，而是他们在理性基础上确立了自己所构建的“神”，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士志于道”，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个精英和圣贤人群都是相对少数。

简而言之，信仰或者说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在一个常态社会里，能够彻悟到自己构建信仰或像中国历代社会中能构成为“士”的人毕竟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接受已生成的宗教是获得纯正信仰的便捷方式。千余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竞争中，信仰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未来欧美在竞争中胜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胜利了，是他们在精神上的胜利。

在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社会里，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用信仰来约束个体自己的行为，从而对社会整体发挥了巨大的效能。

毋庸置疑，宗教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培育了人们的道德，建立了生活秩序，凝结了人群，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在历史上，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之前的时代，宗教就起着教育普通民众、开启民智、约束民众言行的作用，世俗教育普及后，宗教没有消失，成为规范社会、填充制度之外空缺的弹性文化因素。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治理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对宗教尚存在一种避之不及的意识。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地下宗教、家庭教会盛行，另一方面健康的宗教自主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当下最为紧要的是依据科学、理性对宗教脱敏，接受宗教信仰是人正常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尽力发挥它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作用，避免它的负面影响。

以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而言，一些人物质快速丰富，反而变得困惑迷茫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甚至有些人一夜暴富引起人们心中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信仰的人与无信仰的人会形成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那些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必然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而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而言，就会处变不惊，坐怀不乱，不会因为环境、财产、地位改变自己得信仰和行事规则。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比尔盖兹。在一些地方，当灾难事故发生时，有的政府部门第一反应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辩解，乃至蒙蔽舆论，这就是没有真信仰，没有操守的表现。这就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失去信任，因为一些官员没有说出真相，所以就连带着说真相的官员也不被公众信任，带来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牺牲”。

再比如腐败问题，他在人内心中的依据仍然是没有真信仰。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形而下的制度层面是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在人内心建立真信仰。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在此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美的宗教因为是以人性恶为前提假定，每个信教者都要不断鞭笞和拷问自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他们的教堂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经历过这样内心苦难的人最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神，而是成为现在是中健全的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这个过程正好与中国各教派的修行相逆（在这方面墨家有些类似基督教），可以断定中国若真正信墨教的人也不会腐败。

看来，重建中国人的信仰成为未来中国人面对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

首先要明确，重建不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而是要依据信仰生成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人类的信仰资源，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提炼和发展，又各人自由自主自觉地形成契合当前时代特征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信仰。坚持信仰的自由、自主、自觉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在珍视中国人祖先传下的信仰资源的同时，需要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胸怀与世界共同分享人类优秀的信仰资源。

要防止信仰造假，就必须问那些人为什么造假。深入分析就知道，一旦你说信仰什么就能升官，就能发财，就能找到好工作，就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成员从而获得好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为此，必须在信仰自由的大原则下，将信仰与政治作适当的分离，将信仰与功利作适当切割。如果做不到这点，在信仰上作假的现象就无法得到彻底清除。

把信仰当作信仰，不把信仰当工具也应该成为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作为工具的信仰本身就不是信仰。真信仰就必然是统帅人的精神的。把信仰变为工具的根源是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或是没有思想的自由。任何权力机关都不应有思想的裁判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就会有自己的信仰，思想和信仰都应完全是自由的领域。强行改变或攻击别人的信仰是最粗鲁无礼和无知的表现。

长期以来，把信仰当成强求一律的东西，把信仰什么当成某些事的必要前提客观上助长了信仰造假。实质上这又涉及到信仰教育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简而言之，还是坚持自由自主自觉，不能把信仰当纪律。信仰教育也需要以公民品德为基础，倡导平等待人，与人为善，学会分享，为人服务。

在这方面泰国是做得比较好的例证。泰国以佛教作为国教，政府将佛教思想融入教育体系，用佛教思想中的精华塑造学生健全的心灵。泰国人把接受佛教教育看作是形成人格力量和良好道德的必修课，并将佛教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较好的结合在一起，学校每天升国旗后就是打禅，伴随着音乐念佛经，午饭前也要念佛经。一般男子在成年之前要到寺院生活和体验一段时间才算得上真正的男人。

中国人信仰重建上的目标是做一个在自由自主自觉基础上生成真实信仰的健全的人，不以功利、虚伪之心对待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