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陶行知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图:中华教育改进社会址

       中华教育改进社虽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但日常办公尚未健全。依社章规定,总事务所设在北京,主任干事陶行知于1922年3月底到京着手组织,于1922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社址暂借前几道美术学校,不久即迁西帝王庙内,后又迁至石驸马大街二十二号。在此前后北洋政府曾试图任命陶行知为武昌高等师范校长,也曾有人联络聘他回金陵大学任校长,陶行知却选择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他在这个舞台上,以开阔的视野审视中国教育问题,以更快的步伐迈向既定的目标,演奏出中国从泛义的新教育向目标更为明确的平民教育、科学教育转化的非凡乐章。

         4月14日,陶行知与胡适、陈筱庄共同拟定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规则。接着以改进社名义,致函全国各省市调查教育状况,通知订于7月3日至8日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5月与胡适、凌冰合译《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拟出英文本和汉英对照本以资宣传。

        1922年7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举行,全国18个省区,47个都市参会。主任干事陶行知在开幕典礼上报告该社社务,分为四项:一,调查,调查一个地方的教育状况,调查一个问题的事实,必须经充分调查后可得真相,把调查的结果报告出来求得进一步的解决为有用。二、研究,目前我们中学的科学教育为最不良,推士先生已来,对于中学科学教育必有贡献。三、编译,调查与研究所得,决不能秘面不宣,必须公布于国人,编译工作不可缺。四、推广,调查、研究、编译还须实行。同心协力,不问党派,抛弃地方主义去实行。同时,鉴于该社想做积极的、联络的、互助的事业,虽能力不足,但有这个志愿,为此他倡导大家效法武训的办学精神:“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是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武训死了,他的办学精神是永远不死的。”

        7月5日,为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呼应“山东问题”的解决,在年会高等组第三次会议上,由主席蔡元培提出,陶行知与王柏秋共同提议《创办青岛大学案》并获通过。高等教育组讨论中,陶行知还与蔡元培提出《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案》:建议国立大学为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全设文、理、工、农、医、商、法、美术、音乐各科;并设大学院及观象台、动植物园、历史、美术、科学诸博物院等。省立或区立大学,“以大学为本省或本区各种教育事业之总机关”。先设地质、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研究所,皆须有相当的实验室、图书馆、陈列所。对于中国教育的现状,陶行知认为教育界的人把教育问题看得太普遍、太浮泛了,“彼此的见解,不相上下,都犯了一个博而不精的毛病”,认为分门别类的专深研究“是教育进步之母”。6天的会议共议决百余件议案,“确可以代表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思潮信仰”。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为提高工作效率,提倡科学工作方法,陶行知为改进社确定了八点《办公原则》:唯事的,非唯人的;科学的,非墨守陈规的;效率的,非浪费精力与时间的;教育的、进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术的,办公室布置适宜,文件柜整洁;卫生的,设备合于卫生,工间宜略休息;兴趣的,办公事有兴趣,能增加工作效率;互助的,开诚布公,合作互助。以上八端,乃治事之标准,勉励同人共同做到。这样就将改进社与官僚办事衙门区分开来。改进社总事务所,1923年下半年后还包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内,约五十人,职员们在一起不感到是同事,而感到是同在一个学校上学的同学,学习的机会多,学习的东西多,四年多面向全国干了不少事。虽有董事会,董事长的设立,但他们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开了四次年会,做了多项调查,编制多种测验,编辑多种刊物,主办教育图书馆、教育展览会,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出版多种教育调查报告用及中外文科学专著等等,对中华教育改进、平民教育促进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2年9月6日,陶行知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根据济南年会讨论学制改革的意见,向教育部提出有关学制改革问题的八条议案。

        1922年9月10日,陶行知主持在南京邀集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多人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验计划的进行;18日,在北京召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关教授学者,与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绘计划的进行,商定测验地点以北京、南京为南北两大中心。

        9月22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接受了美国学术团体的捐款,开会讨论美国科学家推士的调查和改良中国理科教育的计划。23日,在改进社欢迎推土和麦柯尔的大会上,介绍二位的简历,陶行知赞成并代表改进社支持推土的科学教育的考查与改进以及麦柯尔的智力与教育测验的进行。

        9月25日,陶行知参加“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担任该会总书记。

          改进社一建立,经费就成为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以1922年为例,当年社费实收二万一千元。特别捐当年有黎元洪总统捐洋一千元,教育部捐洋一千元,周子庚捐洋一千元,许世英及安徽省署同仁捐洋一千二百元,朱其慧捐洋五千元(专为发展女子教育之用),孟禄捐金洋四千元,洛氏基金会捐金洋五千元,国际教育会捐金洋三千元,斯梯雷底捐金洋一千元。此外,交通部发各路火车免票,通火车之地社员都可享受;招商局的轮船折价,使能通轮船区域的代表都可享受。然而,要将这些费收起来,却不容易,四年后改进社的散伙正是由于政局动荡导致经费难以筹集所致。

        就在1922年,陶行知任职的东南大学在交社费上就遇到麻烦,陶行知不得不于1922年10月28日和11月14日两次写信给校长郭秉文,“改进社社费,万万不能以千二百元了事。他校均照三社社费总数担任,本校何能独异?若因此牵动他校援例,本校岂能免于破坏改进社之责言。孟禄先生尚如此尽力,吾辈自谋,岂能后于外国之师友乎?事关学校信用,务请嘱行政委员会诸公兼筹并顾,重加考虑。且相差不过一千二百元,只须大家出点力,是不难弥补的。吾校在这个团体中,万万不能失信。”

       1922年12月6日,南京高等师范并入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17日,出席并代表两人共参加改进社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董事会,依决议由主任干事陶行知主持筹备教育陈列所,教育图书馆及教育陈列所获得捐洋二十一万元的基金。22日,参加在北京总事务所召开的京津董事会。

       陶行知在23日下午改进社会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报告该社办事精神、组织系统、学术研究、社员情况、经费来源等,向社会公开,使社会了解,争取多方面的赞助。提倡互助的精神和分析的精神。学术研究是改进社的中心工作,包括:一是研究:张仲述博士任中学课程改造研究,初等教育委员会任小学课程改造研究,推士博士任科学教育研究,麦柯尔博士任心理测验之编造,在南京正在编造24种测验。此外尚有31个学术委员会,已组织成立24个,正在组织还没有成立的委员会有7个,分门别类研究教育上各种问题。二是调查:分年度进行全国的教育调查;选点进行地方的教育调查,如无锡、济南、南京、北京等,如《京师教育概况》已出版。三是编译:除《新教育》月刊,由中等教育委员会参加中等教育协会办《中学教育季刊》,初等教育委员会担任编辑《初等教育季刊》。尚拟编《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及《中国教育革新纪实》,用英、日、法、德四国文字著述。四是推广:本社研究员在各地考察时演讲教育上各种问题,以引起教育界之注意。暑假尚拟开科学讲习会,拟举行玩具展览会,还想承受学校的委托,通信讨论种种问题。教育图书馆与教育物品陈列所亦正在进行组织。到1922年底,改进社有机关社员119个,个人社员479人,以全国各省而论,贵州、新疆、热河、四川、蒙古、西藏尚未有社员。研究员方面有推士、麦柯尔、张仲述三先生,各委员会的委员分类研究。由于社务扩充需宽大处所,董事熊秉三(希龄)商请内务部借用帝王庙作为社址。当天晚上,陶行知参加中等教育委员会北京部委员的会议,提出修订会章、拟定经费计划、补充代表等建议。

        为了推进女子教育,陶行知在改进社成立不久就创设女子教育委员会,朱其慧任主任委员,陶兼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时适逢清华学校决定停送女生赴美学习,该委员会两次向清华和外交当局提出抗议,均未得复,1922年12月27日,陶行知参加该委员会会议商讨办法,随后代表改进社向英文报纸《北京导报》记者发表谈话,支持抗议。在1925年8月召开的改进社第四届会议上,他又与人联合发起并筹备中华子教育促进会,以求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女子教育。已知那段时间中国女子教育“进步的敏捷,实可令人惊叹”。

       1923年1月,陶行知领导改进社举办国民音乐会,提倡以“国民音乐”来陶冶国民精神。

        1923年筹备参加本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万国教育会议成为改进社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便让世界了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进展,谋求中国教育在世界的应有位置。2月,陶行知即着手撰写英文版《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作为会议资料。

        改进社设有“国际教育组”(后改为“国际教育委员会”),专事国际教育相关事宜,于参加“万国教育会议”以及改进社加人世界教育联合会是其具体工作任务。1923年4月25日。改进社国际教育委员会联合北京国际教育研究会召开联席会议,就《万国教育会议宣言书》中的提议,以及中国代表的应对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陶行知报告加入万国会议的准备,会议“决议推举名人分途担任”具体事项:(1)推定程湘帆、张仲述、查良钊、凌冰、林砺儒、余天休、陶孟和、付佩青、汪典存研究公民学问题;(2)推定朱经农、陶行知、郑芝园、刘廷芳、孙世庆、徐则陵、程伯庐研究教科书问题;(3)推定张伯苓、郭秉文、胡适之、秦景阳研究互换教师及免费学额问题;(4)推定袁希涛、陈筱庄研究促进义务教育问题;(5)推定汤爱理、戴志骞、洪有丰、沈祖荣研究交换印刷品问题;(6)推定王仲达、欧阳祖贻研究世界恳亲会研究办法问题。议决了中国代表的与会提案:议决定推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汪兆铭、陶行知八人出席。定于6月4日由沪乘船起程,并预定于8月20日以前回京,以便在第二届年会报告,后因陶行知要筹备8月20至26日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的改进社第二届年会而未赴会。改进社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材料多达17种,其中包括陶行知所写《中国之教育行政》、《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以及他与薛鸿志共同完成的《中国教育之统计》,其他参与写作者包括胡适、刘伯明、陆志韦、郭秉文、朱经农、廖茂如、朱斌魁、黄炎培、郑宗海(晓沧)、俞庆棠、庄泽宣、晏阳初、麦克乐、麦柯尔、戴志骞、梁启超、张彭春、邹秉文等,为当时中国教育各个领域走在前沿的专家。

        中国代表的大会发言与提案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代表团领队、改进社董事郭秉文还当选为“万国教育会议”副会长,并且成功争取到了下届年会(指第二届)在中国举办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实际开会地点移至加拿大,但当时中国受关注的情况可见一斑。为了等待参加“万国教育会议”成立大会的代表回国并在年会上演讲,改进社将原本在7月召开的第二届年会的会期推延到8月。在这届年会上,还表决并一致通过了由国际教育委员会议决的关于改进社加入世界教育联合会的提案。

         1923年3月6日,改进社召开会议讨论英、日两国庚款问题,到会的有新任董事长熊希龄(蔡元培此时辞去董事长,仍任董事)、陶行知等九人。开会目的:一是欢送朱念祖、陈延龄两先生代表政府赴日磋商庚款用途;二是讨论英、日两国庚款用途之方针。年前济南年会曾议决有用途大纲油印供大家参考。陶行知发言反对英日两国利用庚款进行文化侵略。陶行知与汤中被推举起草对各国退还庚款用途的总办法。

        1923年4月改进社为研究教育学术,增进教员知识起见,在总事务所筹设一教育图书馆。曾致函国内外各大书局征求图书,先后收到中外图书,甚为丰富。

        1923年8月20至26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到会社员及来宾700余人,由熊希龄与陶行知联名发表书面欢迎词,在总结了上年成绩后,慨叹“教育自教育,国运自国运,其间关系觉得太薄弱。我们办教育,竟无补于国家之大局,岂不是最令人反省的一件事!如何办理教育,使他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教育界的根本问题。”

        陶行知报告社务时提出三点:一是关于本社方针:教育为互助全合作的事业,本社务求在教育进行上得有合作之机会,重在分析研究。二是社务进行,教育事业如医病,必先知病状,诊断始确,调查即观察其现状,观察其优点,以发挥光大之;而其劣点则须研究设法补救。有调查,有研究,必亲去行医,故调查研究所得,必待专家之传播与提倡,则力量大而效益广。并就该社进行的参与万国教育会议、心理教育测量、提倡平民教育、中学教育研究科学调查等情况作了报告。

          陶行知在谈到改进社社务进展时,说一是快乐,事业进行均得各方面及各社员之赞助,与董事部之指导,获有今日之结果,诚为欣欢无量;二是恐惧,自己所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及教育系主任一职无人代理,只得两方兼顾,故一人精力,三分之一在东南,三分之二在改进社,奔走驰驱,不遑宁处,屡向东南大学辞职,迄未见许。后来社务日益繁剧,而东南大学进行亦速,以一人之身,安可当两方重任,再三向郭校长辞职,幸得其谅解,允给长假,遂得专心社务。本次年会上,陶行知提出了《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应变教育概况统计案》、扽提案。

        1924年3月,改进社确定第三届年会于7月3至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这次年会增加了与东南大学教育科合办全国教育展览,陶行知任筹委会副主任,向包括南洋华侨学校在内的全国学校征集展品。这次年会上力谋收回教育权、促进蒙古教育、推进平民教育成为重要的议题,陶行知、范静生、章太炎、马寅初等作学术演讲。在年会期间,陶行知的主任干事任期届满,6日董事会议决请陶行知连任,全国教育展览会成为这届年会的看点,展览由徐则凌(养秋)、陶行知任会长,展览经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担负,展览内容分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小学教育、幼稚教育、乡村教育、童子军、义务教育、儿童玩具、教育经费、中等学校心理仪器、教育书报、学校训育、教育统计、卫生教育、美育、教科书、学校建筑、图书馆教育、科学教育、青年会教育、蒙古教育、日本教育、英美教育、南洋教育、特殊(聋盲哑)教育、教会教育职业教育、农业教育等三十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展览,使与会人士用最短时间内就近参观全国教育状况,获比较观摩之益。10日,改进社董事讨论推举出席下届世界教育会议代表,并筹划旅费案,议决先推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四人为代表,所需旅费请政府补助。

        1924年8月7日,改进社设立的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在东南大学开会,董事长熊希龄、董事蔡元培、主任干事陶行知等二十四人到会,讨论庚款及收回教育权问题。赵叔愚报告接洽美国退还庚款情形,范源濂报告日本庚款问题。议决推范等拟抗议书并由改进社致函请政府交涉取消《日本对支文化事务协定案》。郭秉文报告英国庚款问题,议定由郭等拟抗议书,年会第一次学术会议上讨论范源濂、陶行知等提议组织日本研究会,免除以往国耻纪念蹈空之弊。

          1924年底,陶行知主持制定改进社下年度工作计划,提出“适合本国国情,满足生活需要”的方针。

1925年1月,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鼓吹“党化教育”,陶行知1月16日在《申报》发表致教部电:“国家教育经费出于各党人民公同担负之赋税,断不能视为一党之武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各党党纲政策,均应抱持虚心研究审查批评之态度,与党化运动绝对不能两立。既是大学,即不能党化,既受党化,即不成其为大学。”

           1925年7月28日,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部执行秘书,掌管美国庚款分配工作。在7月召开的改进社董事会上,陶行知再次被推为出席下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后因筹备改进社第四届年会,未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

        1925年8月17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山西太原举行,到会者2000余人,陶行知在开幕之日发表感言,先就顾正红惨案发表意见说:“自上海惨案发生,中国教育之优点、弱点都一齐发现,中国教育无论怎样腐败,确能培养爱国的觉悟。这种觉悟容或不是教员给他们的,容或是学生自己学来的,但自己学来的是更为有价值的教育。这一点能增加我们对于教育的信仰。中国要想得到国际上之平等教育地位,非办教育不可。”陶行知称本届年会满、汉、回、蒙、藏“可算是全家五个兄弟团圆了。我们深信五族教育之机会均等是五族合作、五族共和之基础。”说改进社的精神“一为合作精神;二为科学精神”,改进社所办事业“一为科学教育,二为乡村教育”。

        这届年会陶行知等人提出组织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筹备成立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统一学校统计报告时期、请山西省行政长官指定一相当之县城办教育统计等提案。年会还约请袁观澜、叶恭绰、马寅初、黄炎培的等人演讲。陶行知在学术会议上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的演讲,提出二十二项政策,主张“正式学校教育为国家之公器,应超然于宗教、党纲之上”,“保护教育机会均等”,“鼓励专家研究试验符合国情适合生活需要的各种学校教育等”。

       1925年9月,陶行知与高仁山、赵廼传、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王希曾等发起创办《新教育评论》周刊,参办单位有北京大学教育科、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教育科、北京清华学校、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香山慈幼院、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主办者郑重声明:“我们在一切讨论里,不愿意参杂任何个人的问题,也绝对没有任何党系的作用。我们只是根据着证明的事实和公认的原则来作我们的批评和主张。我们大胆地说老实话;说错了,希望大学也一样对我们说老实话,加以订正。”他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而“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定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实际两方面之问题,以谋教育之改进。

         1925年12月4日,《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于本日出版,在《本刊之使命》中提出教育界确有联络的必要,最应当联络的是试验学校与一般学校。“试验学校是教育上新知识的来源;一般学校是应用这种新知识的场所。”“本刊愿做一座水塔,谁要用水,还愿为他通根水管。”“我们愿意大家借这个机会把各个各干各的教育界渐渐的化为一个通例和做的教育界”,“我们只愿讲理:是的说是,非的说非,是非末明,决不轻下判断。”“谁寻着真理,双方都应当乐意承受。”“讲理的人应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我’关尤宜打破。”

       1925年底,由于国内政局和社会环境的动荡,陶行知感到中国教育和中华教育改进社都进入到一个艰难的时期,于是他写下《四年前的这一周》,陶行知认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是“中国教育界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当时三个机关自动组合起来建立中华教育改进社,“这种决心,到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再见了。现在教育界的四分五裂是无可讳言的”。而这四年当中,物价暴涨教师薪金却逐渐拖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师如何能维持生活?不能维持生活,如何能维持专业的精神?”他对教育界由于经费冲击造成的危机,以及通力合作精神与专业精神“业已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希望年终大家“共同的创造一个新纪元,给教育界一个新生命。”

        1926年3月17日,陶行知与马叙伦联名致函阐述改进社对英国处置庚款法案的立场,劝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勿就职,以维护主权,22日与教育界同仁联名发表《对于英国处置庚款办法之宣言》。

         1926年春,陶行知被推为改进社“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及“促成宪法中制定教育专章委员会”委员。此后,改进社的活动相对减少,但还是极力维系,1926年6月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教育博览会,“展品获得一大奖”,其意义如同郭秉文电告:“此次教育产品参展成功,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

       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同仁矢志“教育改进”,在当时“国无宁岁”而“教育之发展,尤形阻滞”之际,以改进教育相倡导,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的教育交流活动,敏锐地跟踪世界教育新潮,并据此反思国内教育症状与寻求解决策略,并推行过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和道尔顿制等,引领着当时国内的“新教育”运动,深化了国人对于国际间教育关系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步伐。时人评论道:中华教育改进社虽仅有四年多的历史,“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

        1926年春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死伤200余人,陶行知奋起控诉当局“杀人如虎”,当局还打算对百余文教界进步人士加以捕杀,并内定了黑名单,文教界之名人士纷纷南下广州或沪宁,陶行知在这股潮流中怀抱着乡村教育的理想回到南京。改进社具有较浓的自由、理性气息,而党派政治色彩较淡,1926年有人问及改进社的“色彩”,陶行知于12月27日郑重宣言:“本社是透明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不是红的,不是灰的——是透明的,水晶样透明,使各种光、各种颜色都能透出真面目。”显出陶行知追求的一种境界。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事实上无法开展活动,1926年12月14日,陶行知给中华教育改进社同事凌冰(济东)的信中道:“来书说到本社经济情形,已是山穷水尽,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本社已是山穷水尽,本社同人应当怎样呢?我们应当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出一条生路来!本社之所以山穷水尽是因为中国教育已到山穷水尽了。我们倘不能为中国教育找出生路,决不能为本社找出生路。所以我们要拚命的为中国教育找生路,即所以为本社找生路。”“我和叔愚兄所担任的乡村教育运动,现正在杀机四伏中努力进行。我们已经看见光明,前途有无穷的希望。”“好一个山穷水尽!这是天帝给我们另找生路的惟一机会。我们应当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机会,共同为本社找条生路;为中国教育找条生路”。陶行知与赵叔愚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全身心投入办乡村教育。

       1927年4月5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出紧要通告,致函全体社员:“本社本年全体大会照山西大会议决应在武昌或杭州举行,刻因时局未靖,交通阻梗,无法筹备,由董事会建议本年暂行停止,特此奉达。”中华教育改进社此后即未举行过年会,社务无形停顿。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东交民巷,搜查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共60人。《新教育评论》主要编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亦同案被捕并壮烈牺牲。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四卷20期一连刊出两则重要启事,讣告天下,征求高仁山先生教育遗著,以悼念这位战友——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该刊不久亦被迫停刊。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方的事业被迫终结,但一直到1930年4月12日晓庄被封闭,陶行知都还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