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在6月底前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处于“胶着”状态。
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讨论呈现泛化、散漫的趋势，有人要改某些课程的分值，有人要改考试科目，有人要学术与技术分类招生，也有人认为要改招生方式，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改课程。”
对操盘高考改革方案的教育部而言，如此多元的诉求对其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教育部新闻办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本刊记者，相关司局研究决定，谨慎起见，近期将不会接受媒体关于高考改革的采访。
尽管最终方案秘不示人，多位接近高考改革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均言之凿凿：“宏观路线不会有变，《决定》对此次高考改革的目标、重点，已经写得非常明确，细读《决定》就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同时，高考改革的时间表也已明确——
今年上半年，将发布总体方案及高考改革等各领域的改革实施意见;2017年，总结成效和经验，推广实施;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实现改革总体目标。
方案出台日渐迫近。
高考怎么改
事实上，自1977年恢复高考，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变”这个字，一直是高考的重要特征。
通常而言，高考改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其一为考试制度改革;其二则是招生制度改革。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考试科目、考试内容的调整均有涉及，比如从3+2到3+X(X为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从重知识考试到重能力考查等;在招生制度改革方面，除裸分录取外，辅以高考加分、免试推荐等录取机制，特别是自主招生的改革举措，着意为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能的学生敞开录取通道。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2013年11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网站发表署名文章《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文章写道：“从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起步，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到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再到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权威人士分析指出，本轮高考改革的关键词，将锁定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所谓分类考试，就是按照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把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分开。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个人是赞成分类考试的，因为学生志趣不同、专长不一，比如有人善于理论思辨，愿意读本科深造，也有人擅长实践操作，愿意成为技术型人才，那么就没必要让他们参加统一考试，还不如把两类考试分开，减轻后者压力。”
所谓综合评价，就是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各门课程，克服文理偏科。
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和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并参加等级性考试科目，以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最终实现健全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减轻考试竞争压力等目标。
所谓多元录取，其含义有二：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学校依据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
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框架下，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具体举措都有望实施。
权威人士指出，遵循这一高考改革方略，本轮高考改革的亮点即在于：以招生制度改革为核心，协同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和招生制度改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试不是当前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招生录取才是。正是因为过去政府把考试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核心，才导致高考改革越改越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储朝晖评论说：“以往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改革，录取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招生方式不改，特别是总分录取模式不改，高考的‘劣根’就永远不能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并非毫无风险。
在钟秉林看来，“在不取消高考的前提下，如果不动3+X框架的都好办，风险不大，像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外语多考、语数科目文理不分科等都可以试，并不会影响高考的稳定性，但是要动3+X的框架就必须慎重，应试点先行。”
他解释说，“现在有一种主张，就是把X取消，将高中会考成绩纳入高考。但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现行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是一种认证性考试、非选拔性考试，一旦要把它纳入高考成绩，那就必须要有区分度，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二是会考的公信力显然不如高考，那么要把会考成绩纳入高考，就必须提高会考公信力，否则就可能影响公众对高考公平性的认可。”
至于目前争议颇大的高校自主招生，钟秉林倒很有信心。他说，当前对自主招生存在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担心高校出现招生舞弊，但事实上，自主招生与招生舞弊并无逻辑联系，自主招生的目的，是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政府只是起到调节、维护公正的作用，这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既然符合改革方向，当然就应该坚持。哪里出了问题就改哪里，哪里该调整就调整哪里，因噎废食是不理性的。”
高考因何而改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1952年实行，1966年曾取消。当时伴随高考的取消，大学亦停止招收新生。
1970年，大学重新招生，其招生对象为“工农兵学员”。根据有关政策，对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实行免试推荐入学，该制度一直实行到1976年。由于大多数“工农兵学员”不能适应高等院校正规教育的“先天缺陷”，大学学制一度定为2年，学习内容也大为缩减。
1977年，教育家蒋南翔建议尽快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因为“培养人才就像种庄稼，要选好种子”。
同年，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直接倡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废除高校推荐入学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实际是在中国社会恢复知识的价值，一时之间，‘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一扫而空。”顾明远评论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法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和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推行的制度，之所以一直坚持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普遍的价值需求，即考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和客观的、开放和公开的。“所谓考试的公平和客观，是指考试结果可以避免一些人为或关系因素的影响;所谓考试形式的开放和公开，是指考试为大多数学生，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学生实现理想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调公平竞争、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却在漫长的时空后，因为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取向，给无数考生、家长带来难以言说的苦痛。
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一些学校不惜采取野蛮的、掠夺式的教育手段来追求高分。“生时何必多睡，死后自然长眠”等“励志”标语开始在中学流传，学生被绑入分数的战车，不得不“分分计较”。
郭法奇说，尽管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思路，但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素质教育步履维艰。
《规划纲要》对此并不讳言。其序言写道：“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和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
在郭法奇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学校数量和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但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教育的发展是以牺牲学生的健康、创造力、实践力以及社会责任感为代价的。”
更残酷的是，应试教育逐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学生考高分上大学，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任课教师得到精神、物质的奖励，更使学校校长获得较好地位和更多利益，甚至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等的政绩。郭法奇评论道：“这种利益共同体，不仅实现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强化了利益共享机制。”
于是，置身高考赛道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用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对策”，去应付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政策”。
然而，当高中的应试教育把升学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并将升学压力向下传导至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时，高考引发的教育“走形”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高考为了什么
翻阅《规划纲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3个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
而在前述袁贵仁的署名文章中，谈及考试招生制度时，顺序悄然调换，成为“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
知情人士透露，在顺序调整的背后，反映了教育界对高考核心功能的认识冲突。换言之，高考的核心价值，究竟是科学选拔人才的“选人”，还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育人”，尚未在教育界达成共识。
谈及这一争论，一位教育领域的权威专家向本刊记者毫不犹豫地给出他的选择：“选人”是高考的核心价值。
这位专家表示，考试招生制度尽管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但就其实质功能而言，还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适学生的人才选拔制度。
有人质疑这一观点难以自洽：因为一次性的纸笔考试难以真正科学测量、评价、区分学生，所以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弊端。
权威专家反驳说，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需要选拔出适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人才，而选拔性教育就会有差异，就需要通过考试来解决，但这种选拔人才和过去精英化教育有所不同，现在主要强调选拔出适应各自培养特点的人才，也就是将合适的学生送到合适的学校，使二者之间匹配，至于“一考定终身”的担忧，则可通过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手段等的改进和优化来加以规避。
同样面对“选人”还是“育人”的争论，一位教育界资深专家对本刊记者说，他的选择则是“育人”。
资深专家认为，教育的真谛和目标，应当是帮助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并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高考也不应当例外。
有人指出，这种逻辑的悖论在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素质”本身难以考核，如果硬要考核、衡量，则可能让“素质”被应试的条条杠杠扭曲。
这资深专家对此并不赞同。在他看来，素质教育与考核并不矛盾。素质教育是目的，考核是方法，方法要为目的服务。也就是说，考核要为素质教育服务。倘若出现考核对素质教育的“反客为主”，解决办法就是要摆正考核的位置，改进考核的方法。
耐人寻味的是，与教育界内部讨论多集中在“选人”、“育人”不同，社会对高考改革最为关注的，却是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对高考维护公平的关心，远远高于其对人才选拔科学性或促进素质教育的关心。
“公平”二字，令相对弱势的普通人对新的高考改革既盼又怕。他们担心在生活的若干扇门里，自己走的是寒门，别人走的却是后门。基于这种心理，“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类“励志”口号，传遍大江南北。
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考改革的最大困难，或许恰恰在于改革本身的目标和理想还不够清晰，社会共识还不够凝聚。
高考改革难在哪里
在不知“彼岸”何在的情况下，就要关注抵达“彼岸”的方式是架桥还是修路，不免困难重重。
更遑论，高考改革还必须直面社会“人才观”、“绩效观”整体落后的事实。
顾明远说，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的，所以，人们习惯性认为，念了大学，特别是念了好大学才是光宗耀祖，倘若高考落榜，去职业院校学技术，那是丢人的，自然也称不上是人才。
顾明远强调，古代社会人才结构二元对立，不是人上人，就是人下人;现代社会的人才结构已经多元，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我们必须要做社会的工作，要做家长的工作，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只要有社会责任感、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就是人才。”
此外，社会期待改革“速成”的心态也为高考改革带来压力。
在钟秉林看来，社会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我们可以通过高考改革让选拔人才的机制更为科学，但是无法通过高考改革解决让更多的人上好大学的问题，因为好大学的容量毕竟有限。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高校内涵建设，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大学办得多一点。”钟秉林说。
可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非一日之功。
钟秉林说，若经费充足、规划得当，高校的硬件条件可以很快改善;若学校重视、认真探索，高校的管理水平亦可迅速提高;但是，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优良办学传统等的形成，却需要几代师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堆砌。“这与公众期待改革速成，甚至一纸文件解决所有问题的心态反差颇大，特别需要留意。”
比社会心态期待改革“速成”危害更大的，是部分官员急功近利的“绩效观”。
钟秉林表示，高校办学要注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速度等的协调发展，这是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在现实中，仍然会有一些高校领导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急于追求个人“政绩”，把高校发展的重心落在动辄扩张规模、增加学费收入，而不是优化结构、提升质量，近看是给高校发展“添彩”，远看则是“添乱”。
同时，本次改革也面临利益诉求多元且难于协调的矛盾。
钟秉林说，教育决策的形成和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也必定会触动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以求得妥协、平衡，但这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比如异地高考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一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等，种种诉求彼此冲撞，协调难度极大，远远超过教育部的权限范围。
而在储朝晖看来，高考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障碍，则是政府主导考试招生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
他认为，即便高考改革既改考试也改招生，但如果不能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那么，高考改革对解决当下问题仍将无足轻重。“改来改去只会是从一种低水平的混乱变成另一种低水平的混乱，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储朝晖说，不少人习以为常地认为由教育部门制订、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再由教育部门实施高考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就完成了，这种改革也比较现实稳妥。但其实，不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说到底还是行政治理的思路，而非法治的思维;它必然会因为单向的、强制的“天然缺陷”受到质疑，令诸多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
但是，“让主导改革的人先拿自己开刀，又谈何容易？”他说。（记者 张冉燃）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实行非实质性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沿袭旧制，单独招生。
1950年，同一地区的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
1952年，全国开始统一考试、统一录取。高考时代正式开启。
1958年，由于“教育革命”，高校单独招考或联考。
1959年，恢复统考。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高校停止招生。
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为“工农兵学员”。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恢复高考。
1985年，开始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
1990年，全面推行标准化考试。
1999年，实行“3+X”科目考试方案。
2001年，高考招生全面实现网上录取。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4年，继北京、上海后，全国共有11个省市自行组织高考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