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与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互动与选择
2014-11-04 09:36:39   来源:中华教育改进社   评论:0

                                                         (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邮政编码:100088)
   摘要:郭秉文和陶行知在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上目标和理念高度一致,在行为措施上相互配合,一方面引进欧美新教育思潮;另一方面推进男女同校、教学合一、学生自治、调查试验,并促使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新教育潮流,取得了当时中国教育上登峰造极的成就。由于人生际遇和选择的差异,陶行知更为激进、持续的教育改造言行,使得他比郭秉文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生更为全面深刻的影响;郭秉文则以较平和的心态寻找平衡点用力,以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远见和力行为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关键词:郭秉文  陶行知  教育现代化
 
  郭秉文和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对奇妙的组合。这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同门校友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为舞台,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相互配合,曾取得当时中国教育上登峰造极的成就。
 
一、郭秉文与陶行知的人生交集
 
   郭秉文和陶行知的人生交集始于何时,尚缺少可靠资料证实。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陶行知则在1908年前尚未到南京,所以直到1914年前他俩不会有交往。
     一种猜想是他俩在1914年8月第一次见面或交往。当时陶行知正准备从南京出发去美国留学,而郭秉文则是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到南京帮助江谦筹办南高师。但是,由于陶行知1914年8月15日从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中国号”邮船赴美留学;现有文献只能确认郭秉文正是1914年8月回国,但不能确定是8月的哪一天回国[1]。所以他俩此时直接见面猜想证据不足。
     尽管郭秉文与陶行知在1914年8月直接见面的依据不足,但在这一年他们的人生出现交集的证据是充分的。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一个媒介是当时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1914年6月22日,金陵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陶行知在该校当年20名毕业生中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哲学心理系,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被推选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应邀参加毕业典礼并授中文文凭,陶行知面赠所编《金陵光》,自此陶、黄二位结为深交,共同为教育事业奋斗。1946年黄炎培在陶逝世后所写的《哭陶行知先生》一诗中,首句即称颂陶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而在这一年回国的参与江谦筹备南高师的郭秉文不与同在南京城教育圈的黄炎培交往的可能性实在太小。郭秉文回国后,与他的博士论文同名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英文原作1915年由哥伦比亚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出版时导师孟禄所作序外,还加上了黄炎培所作的序,可以作为侧证。
    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二个媒介就是江谦。江谦与陶行知为徽州小同乡,1913年陶行知与汪纯宜结婚,陶行知父亲陶位朝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教,他的全家迁至南京,与南京教育圈内的江谦交往在情理之中。陶行知1946年与柳湜说他搞生活教育的第一位先生是张謇[2],而江谦就于1902年受张謇之邀担任通州师范学堂堂长,有可能是陶行知知晓张謇的早期导引;另一种可能是张謇与黄炎培当时分任江苏教育会正副会长,从这条线上也说明郭陶之间交集的出现。又正是在1914年江谦找到郭秉文和郭的同乡熟人留美教育学士陈蓉帮助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堂。
所以,把郭秉文与陶行知的人生交集起点定在1914年是能成立的。此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美学生会、中国科学社都成为他俩人生交集的媒介。1915年秋,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有无曾在哥大教育学院就学的郭秉文影响,尚无确切证据。
      1917年9月,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世人仅讲到陶行知的这一工作选择与郭秉文有关,就本人长期研究陶行知的直觉而言,多少还与江谦有关,只需查一下南高东大的徽州人任职情况便可了然。
从此,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最为直接、密切的交往,郭秉文成为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门学长之外,又成为顶头上司。在此后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一段同步升迁的奇妙缘分:1918年3月21日,江谦因病休养,原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后,陶行知即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后,郭秉文聘陶行知任教务主任,直到1922年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开董事会会议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还维持了一段南北两地奔波的时间,1923年多次向郭秉文请求,才辞去教育系主任。这5年多是郭与陶深层交往的一段时光。他俩精诚合作,默契配合,完成了南高和东大的多项创举。
        此后,直到1925年郭秉文被免除东南大学校长的一段时间内,郭与陶都有较频繁的交往。陶行知还在1925年7月28日,被聘为郭秉文任董事长(1924-1929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部执行秘书,掌管美国庚款分配工作。依据能见到的史料,1926年郭秉文去美国后,他俩的交往日少,除陶行知主持编辑的《新教育评论》1927年第3卷第9期发表郭秉文写的《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外,未见其他交往纪录。一直到1946年陶行知先于郭秉文离开人世,在多次影响甚大的追悼仪式中,却未见到当时已在美国的郭秉文的悼念文字。
 
二、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动
 
    与一般的同事不同,郭秉文与陶行知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并为此相互支持,合力同心。
     郭秉文在教育上的业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明了并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二是利用欧美教育资源变革中国教育;三是依据他的教育理念创制东南大学。在这三项中,后两项都有陶行知的参与。
准确地说,郭秉文所写《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第一本以非中国传统视角,用英文简约介绍中国教育体制沿革的书。郭秉文之所以选定这个选题,与当时“世人关注中国新教育时代到来的兴致显现”直接相关,为满足外界想了解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变革是什么以及它的历代教育制度渊源的需求,他没有选定美国当时的新教育思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是选定以中国人的立场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清晰地梳理中国教育复杂的历史。
      陶行知则是一回国便通过讲课,写文章介绍世界教育发展的新知和新思潮,他就曾写文介绍过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詹姆斯、杜威、桑代克,克伯屈、伯克赫斯特等人的教育思想,介绍过活动教授的课堂、杜威的教育学说、普鲁士的教育改革等。进而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站在中国立场上对整个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呼应。
陶行知与郭秉文合力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件事上:
(一)促成杜威来华讲学
     郭秉文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都听过当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思想家和领军人物杜威的课,并有频繁接触;都是孟禄等多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生,直接感受到这股世界教育前进的潮流,回国后自然试图将这股思潮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变革之中。
      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写信给胡适道:“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我觉得又惊又喜。”惊的是“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喜的是“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3]于是相约南北统一起来写信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他与校长郭秉文当时就讨论决定由郭即将去日本的时候当面邀请。
郭秉文在日本向杜威提出邀请后,杜威欣然答应,并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         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演讲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4]
      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再次给胡适写信说接到郭秉文从日本的来信,“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意留中国一年。”[5]商讨如何安排好这一年的接待。后决定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1919年4月30日午后,杜威与夫人阿丽丝和女儿罗茜抵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代表各团体前往欢迎。此后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杜威夫妇对接着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一边讲学,一边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又将假期延长到两年,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足迹遍及中国当时22省中的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11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当时经各报刊全文刊登的讲词总共有58篇,后来结集出版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大量发行,在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以前,已经出版到第十版。以后几十年也不断再版,具体内容包括:近代教育的趋势三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十六讲、教育哲学十六讲(京)、伦理学十五讲、思想的派别八讲、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三讲、现代的三位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伯格森Henri Bergson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三讲。1920年4月6日起,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的教育哲学十讲(宁)、哲学史十讲、试验的论理学三讲,历时3个月,由陶行知主持并翻译。这次讲学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1922年适应儿童个性发展的新学制确立,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深刻且久远。胡适在杜威回美国的时候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6]
(二)协力办好中华教育改进社
   为了推动教育变革,1918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联合发起组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大会于22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陶行知代表南高师参与组建,并任该社机关刊物《新教育》月刊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代表及该刊专任师范教育审稿,1919年1月16日经教育部备案更名为新教育共进社。
     1921年7月,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该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孟禄的实际教育调查。1921年9月5日陶行知与黄炎培、郭秉文一道到上海码头欢迎保罗·孟禄来中国作科学教育之调查与讲学,对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孟禄到中国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促使并见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1921年12月中旬,实际教育调查社邀孟禄博士开讨论会。16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当事人都自动要把三个机关合并为一,三社公推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章程起草员。21日三社代表联合会讨论,当即通过简章草案。12月19至26日,实际教育调查社在调查了九省教育之后,邀集各地教育界代表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并研究改进办法,包括教育总长、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大学校长和特邀代表共一千余人出席会议,并与孟禄交换意见。陶行知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主持讨论会,到会社会团体于23日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社章,成立董事会,推蔡孑民(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和范源濂等九人为董事,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謇、张一麟、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董事长由范源濂担任(1922年7月范出国考察,董事由梁启超接任,蔡孑民任董事长)。公决请董事会聘定主任干事后三社事业即行归并。23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会也是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仁的饯别会。1922年1月7日孟禄离开中国,陶行知与黄炎培、郭秉文一起到上海码头送别。孟禄在中国的活动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编辑成《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于1922年4月出版。
     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陶行知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诞生时,提出教育革新运动须具开辟与试验精神。1922年2月7至14日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开董事会会议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并通过了他与黄炎培起草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简章》,在暑假前,先行筹备,在筹备期内临时事务所暂设在南京东南大学。4月12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开始了真正运转,陶行知日常生活和工作也从南京到北京往返奔波了一年多,大约三分之一精力放在南高师,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改进社。直到1923年7月东南大学才同意他辞去学校之职,保留教授名义,给予无薪长假,陶才举家迁往北京,全力从事社务。
      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中国新教育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研究与组织基础,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这几位崭露头角的教育改革少壮派与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袁希涛、张伯苓等旨在革新的元老派汇聚成一股力量,协力推进中国教育除旧革新,演奏出中国从泛义的新教育向目标更为明确的平民教育、科学教育转化的非凡乐章。
     1924年3月,改进社确定第三届年会于7月3至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这次年会增加了与东南大学教育科合办全国教育展览,向包括南洋华侨学校在内的全国学校征集展品。这次年会上力谋收回教育权、促进蒙古教育、推进平民教育成为重要的议题,陶行知、范静生、章太炎、马寅初等作学术演讲。陶行知的主任干事任期届满,6日董事会议决请陶行知连任。全国教育展览会成为这届年会的看点,展览由徐则凌(养秋)、陶行知任会长,经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担负,展览内容分教育行政以及高等、中等、师范、小学、幼稚、乡村、职业、农业、科学教育,教会教育、青年会教育,蒙古、日本、英美、南洋教育,特殊(聋盲哑)教育、儿童玩具、教育经费、中等学校心理仪器、教育书报、学校训育、教育统计、卫生教育、美育、教科书、学校建筑、图书馆教育、童子军等计30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展览,使与会人士用最短时间就近参观全国教育状况,获比较观摩之益。10日,改进社董事讨论推举出席下届世界教育会议代表,议决推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四人为代表,所需旅费请政府补助。
1922年9月10日,陶行知主持在南京邀集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多人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验计划的进行;18日,在北京召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关教授学者,与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绘计划的进行,商定测验地点以北京、南京为南北两大中心,麦柯尔博士开展心理测验等24种测验的编造。
    改进社一建立,筹集经费就成为一件难事,以1922年为例,当年社费实收二万一千元。有特别捐黎元洪总统捐洋1千元,教育部捐洋1千元,周子庚捐洋1千元,许世英及安徽省署同仁捐洋1200百元,朱其慧捐洋5千元(专为发展女子教育之用),孟禄捐金洋4千元,洛氏基金会捐金洋5千元,国际教育会捐金洋3千元,斯徒雷登捐金洋1千元。此外,交通部发各路火车免票,通火车之地社员都可享受;招商局的轮船折价,使能通轮船区域的代表都可享受。然而,要将这些费收起来却不容易,东南大学在交社费上就遇到麻烦,陶行知不得不于10月28日和11月14日两次写信给校长郭秉文,“改进社社费,万万不能以千二百元了事。他校均照三社社费总数担任,本校何能独异?若因此牵动他校援例,本校岂能免于破坏改进社之责言。孟禄先生尚如此尽力,吾辈自谋,岂能后于外国之师友乎?事关学校信用,务请嘱行政委员会诸公兼筹并顾,重加考虑。且相差不过一千二百元,只须大家出点力,是不难弥补的。吾校在这个团体中,万万不能失信。”[7]这样的言词足以见证东南大学与改进社的关系,也足以见证陶行知与郭秉文的“吾辈”关系。
    在改进社基础上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后,陶行知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推士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鼓励推行女子平民教育。
改进社1926年6月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教育博览会,展品获得一大奖[8],郭秉文电告:“此次教育产品参展成功,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9]
(三)积极参与世界教育大会
     陶行知与郭秉文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活动传应世界新教育。1922年3月,鉴于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世界成人教育大会,陶行知对中国参与国际教育运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政府“不早些从事准备,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世界以为中国没有教育犹事小,若中国真无教育可说,那就真要惭愧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一方面还要有人分门别类的观察、调查、研究各种教育之消长和真相,报告国人,使彼此有所参考。”[10]
     为了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会议,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着手准备材料;2月陶行知即着手撰写英文版《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作为会议资料;4月25日,会议讨论中国代表的应对方案等问题,会议决议推举名人分途担任具体事项,其中:朱经农、陶行知、郑芝园、刘廷芳、孙世庆、徐则陵、程伯庐研究教科书问题;张伯苓、郭秉文、胡适之、秦景阳研究互换教师及免费学额问题。议决定推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汪兆铭、陶行知八人出席会议。定于6月4日由沪乘船起程,并预定于8月20日以前回京在第二届年会报告,后因陶行知要筹备第二届年会而未赴会。
    郭秉文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如期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撰系列丛书作为出席世界教育大会材料,其中有郭秉文著单行本《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和《中国近代教育之进步》。《新教育》1923年第6卷第2期发表《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申报》馆编印《最近之五十年》内有郭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5期发表郭所写《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家了解与友谊》。
     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材料、发言与提案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代表团领队、改进社董事郭秉文当选为世界教育会议副会长,并且成功争取到了第二届年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实际开会地点移至加拿大,但当时中国受关注的情况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还表决并一致通过了由国际教育委员会议决的关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加入世界教育联合会的提案。
     此后郭秉文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陶行知此后又被中华教育改进社诸董事推荐出席第二、三届世界教育大会,虽都因故未能出席,但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身份与东南大学教授程其保共同撰写了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的英文报告《民国十三年的中国教育状况》提交给第二届大会,该报告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教育教育所所编《1924年世界教育》。
正是由于郭秉文的这些努力,才产生胡适所说的结果:“1920年代在各国人士眼睛里,中国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11]
(四)实现男女同校
     1919年9月胡适写《大学开女禁问题》倡大学招收女生。12月17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的实际,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提出南高师的“各科功课,有宜女子旁听者,可否通融办理,容其旁听,遂其志愿”,并提出具体办法,“自第二学期起实行”。该案1920年1月14日临时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委员会讨论,4月7日下午南高师第十次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此案,张子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员会将委员议决案说明理由后由主席郭秉文将原案逐项宣付讨论,陶行知报告了赴京与教育部接洽的情况:“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一、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二、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三、须有相当女职员负指导责任。如筹划妥当,暂行试办。”报告毕,主席请大家表决,多数赞成,当即决议请招收女生委员会草拟下学年兼收女生详细办法,再交校务会议讨论[12]。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当时保守的人斥之为洪水猛兽,为造声势,郭秉文、陶行知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北京大学和南高师还是相约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试行男女同学。4月21日第11次校务会议决招收180名女生。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1920年夏南高师正式招收8名女生,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等学校,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南高师虽然这样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1921年11月18日,陶行知积极支持并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辩论“中等学校应否男女同学”问题。他们回顾了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得风气之先,开放女禁以来,南京高等师范附中、北京师范大学生附中、江苏第一中学高二班、广州执信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等校实行男女同学后,社会上研究并呼吁中学男女同学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辩论会就中学男女生在生理上、心理上、智育上、体育上、德育上、理论上、事实上详加讨论,认为中学教育应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样,实行男女同学,教育机会均等。
    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对男女同学不再限制,但因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学还是社会吞不下去的一根鱼刺。为此,陶行知1923年1月在《新教育》第6卷第1期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13]
(五)戮力南高东南大学事业
    哥伦比亚大学在管理上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在郭秉文与陶行知变革南高与东南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深刻的作用,引导他们创立现代学校。
     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南京高师代理校长,1919年9月正式继任校长,刘伯明为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为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南京高师成为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9月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4];12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高师成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此后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10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各本科仍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长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师与东南大学设在一处,“职员、教员两校共同延聘,校舍设备亦两校共同应用,名虽两校,实则一校”,提议南高并入东大,教育部对此未表异议;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数年间,南高东大广揽英才,其中延揽了五十余位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所聘教授皆一时之选,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完成了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在南高师曾担任工读协助研究、学生自治和改良考试等委员会主任,担任暑期学校和女生研究等委员会委员。他主持教务工作后,率先在中国实行学分制、选科制,将所习课程分为必修和任选两类,提倡各系科参观学习以扩大知识面;特聘美国专家麦克乐任体育主任,开展各项球赛和各项竞赛,支持戏剧研究会到校外演出新剧;组织学术演讲。为使学生对南高师办学方针全面准确理解,约请学监刘伯明讲德育大纲,体育主任麦克乐讲体育大纲,陶自己讲智育大纲。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要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陶行知讲述了这番道理,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1919年2月24日,他应主编蒋梦麟之约,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发表《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明教学合一理念。五月中旬,学校受学生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中国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陶行知还与郭秉文一道提倡学生自治。陶行知曾大胆提出由学生自治委员会替代学监,1919年10月,他在《新教育》第2卷第2期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认为德育注重自治与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是自动主义的三个部分,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能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自立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自治重要性在于“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自治可以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学校里所立的更加尽情,更加易行,而这种法律的力量也更加深入人心”,能适应学生之需要;学生自治还能辅助风纪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要避免将学生自治当作争权的器具,不可误作治人,不是与学校对峙,不可闹意气,因此应有相应的范围和标准。
     在1920年到1924年间,陶行知写了十余封给郭秉文、刘伯明或东南大学的信,内容涉及筹集经费、招聘教员、教务等各方面。
     南高、东大办学理念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出许多著名教育家,除了郭、陶之外,还有曾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国立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鯁生、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南高东大的校制校风,因而成为开创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资源。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的同时,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南高与东大附属学校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推行新教育,试行设计教学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属中学,试行现代中学教学法,开创中国“六三三制”中小学学制;教育科陈鹤琴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其创设的教学体系后来在全国推广,开创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幼稚教育事业。
    1918年5月23日和6月4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召开第8次和第12次常会,专门对职业教育实施法进行系统讨论,陶行知两次均参加讨论,认为了解社会需求,“调查毕业生之出路,为职业教育实施之最要根据”。1920年夏,鉴于中小学教职员的职业素质较低,陶行知倡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该校教师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举办暑期学校,以提高全国教育行政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能力。他亲自主持,约请梁启超、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作学术演讲,各省选送学员1300多人,由于条件限制实际入学学员1041人,自7月12日开始至8月20日止,历时一月余,为全国高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二期暑期学校尚未开办,四方来学者即踊跃异常,因校舍不足,限制名额,仍收了1000人。举办暑期学校这一做法在南高师及其他高校延续发展开来,对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发挥了较大作用。
    经过几年发展,东南大学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  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在当时政局动乱,政府办学经费严重短绌,许多学校因经费困窘以致学潮迭起的环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曾派专家来华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南大学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遂捐赠建造一座当时一流的科学馆,首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南高东大由此蜚声世界。
 
三、郭秉文与陶行知教育思想共同内核与差异
 
    郭秉文是一位有教育家天赋,也曾立志创建教育大业的难得人才。但历史阴错阳差,一批信奉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人合谋在1925年初罢免了他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职务,也就中止了他的教育职业生涯,此后他虽还涉及教育事业,但失去了在教育上充分发挥其才干的机会,这是近百年中国教育史上损失巨大的失误。陶行知则几乎一直未曾离开教育。
(一)倡行民主包容反对党化教育
      郭秉文与陶行知共事期间,正是民主与科学思潮空前高涨之时,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宣战。在教育领域,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的胡适、蒋梦麟、朱经农、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则掀起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促进了中国学制的改革。在1922年制定的“六三三”学制影响中国百余年。
      南高和东南大学均倡行民主治校,学术自由。主张“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注意培养学生自觉、自治的良好风尚。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评议会,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还设置了十几个各种委员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学衡》即为该校学人创办,在创刊号的“弁言”中,柳诒徵申明该刊宗旨:“以中正之眼,行批评之职事”,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5]。“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间的争论显示“学衡派”在“四面楚歌”中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骨。当年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学衡派”和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竟同在东南大学,而且在人员上还有交叉,如“学衡派”中的主将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均是科学    社的成员,吴宓也是哈佛的博士。这种格局充分体现了东南大学的学术自由状况。
     1925年1月,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鼓吹“党化教育”,鼓动策划北洋政府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在郭秉文被免后的第十天,陶行知1月16日在《申报》发表致教部电:“国家教育经费出于各党人民公同担负之赋税,断不能视为一党之武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各党党纲政策,均应抱持虚心研究审查批评之态度,与党化运动绝对不能两立。既是大学,即不能党化,既受党化,即不成其为大学。”[16]
     1925年9月,陶行知与高仁山、赵廼传、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王希曾等发起创办《新教育评论》周刊,参办单位有北京大学教育科、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教育科、北京清华学校、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香山慈幼院、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主办者郑重声明:“我们在一切讨论里,不愿意参杂任何个人的问题,也绝对没有任何党系的作用。”而“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定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17]以谋教育改进。
     陶行知主持的改进社具有较浓的自由、理性气息,党派政治色彩较淡,1926年有人问及改进社的“色彩”,陶行知于12月27日郑重宣言:“本社是透明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不是红的,不是灰的——是透明的,水晶样透明,使各种光、各种颜色都能透出真面目。”[18]
(二)力求科学实证反对主观臆断
      郭秉文用统计等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并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当时当属首创;执掌“南高”以科学为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接纳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1912年由丁绪贤、石瑛、王星拱等人在伦敦发起成立,1914年与任鸿隽、赵元任等人于该年6月在美国发起的同名组织合并。
     1915年,陶行知参与科学社的活动,并于1917年3月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遗传论》。1918年陶行知主持南高师教育科后将科学教育列为教育科的基础课程,亲自为学生讲遗传学,此外还开设了心理学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科学发展史、生物学,心理学则分普通、教育、儿童、实验、心理学史等科教学。
      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经他笼络,这些陆续学成回国的人中不少应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骕,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重地。
     陶行知提倡科学,尤重科学精神与方法,主张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一是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二是以试验为根本方法。试验主义是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最佳工具。1917年,陶行知支持南京高等师范学生建立教育研究会,被推选为该会指导员,并在该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教育研究法》,向大家推荐观察和试验方法。1918年春节期间,陶行知指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准备了7份表格,请各会员调查家乡教育情况。3月14日,陶行知依据大家的调查在该研究会的第二次演讲《江苏市乡教育状况之一斑》,他又以《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为题写文发表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会刊》第1期,主张“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1918年9月27日,陶行知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就教育研究方法问题演讲,他说:“国之盛衰,视乎教育;而教育之新旧,视乎研究。守陈法而不革,拘故步而自封,则亦造成旧国,不适于新势而已。”并对政客之教育家、书生之教育家提出批评,认为“惟有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的才是“真教育之人”。引导学生进行“都市教育调查”,并就调查的细节做出详尽指导。
      郭秉文论事也尽可能客观,对清末教育变革的决心,现在不少人可能仅简单理解为保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道出了真实的状况:“清末,政府对于新教育的态度绝不像胆怯的没有经验的海浴者。它已不是一次跳水,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任何代价为人民兴办新教育。”[19]而对辛亥革命本身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作者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道出了它强迫中断了“预备立宪的分年筹备教育计划”的真相,而这项计划如果真能逐渐推进,则到1916年末“中国的教育制度不难与世界上最发达的教育制度一比优劣”[20]。革命还导致教育经费被移用作军费,校舍被充作军营,校具和书籍仪器被抢掠毁损,学校停课或被废弃,“使正处在发展前行中的新教育遭遇顿挫”[21]
(三)主张自主中西融合反对割裂封闭
      郭秉文所写博士论文讨论的主题“公共教育制度”本身就不是以中国传统的视角看待教育,而是依据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视角和当时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叙述中国教育管理的历史演变,将本国之国粹转化为教育学共同的原理加以表述,既方便西方学人了解中国教育历史,也有利于当时中国人如何从历史中找到变革现实的借鉴。若以西学来看,它不够西学;若以中学来看,它又不够传统正宗,恰是西学话语中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以这样的视角看问题,美国学者缪塞尔·亨廷顿所提到的“现代国家形态”与其固有“文明母体”亲和性问题,或者说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而造成的“自我撕裂的国家”[22]就不会出现。
       郭秉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在教育上的建树与他对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沿革的感悟直接相关,他在明了中国教育的优劣和需要的基础上,利用西方教育资源变革中国教育,并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力求国内与国际平衡,创制东南大学。
      陶行知对新旧和中西的基本态度是:“去与取,只问适不适”[23]。陶行知与郭秉文教育意识中的欧美观念主要表现为:倾向儿童中心,而非中国传统的群体本位,强调“知行合一”;倾向学生自治而非管制,郭秉文建议慎选校长、提高教师素养和培育学校全体合作之精神。他虽看到“富于自治精神之美国”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结果是“失败尚多”,认为中国学校要吸取美国的教训,不可骤然改“严厉的管理”而进入“学生自治时代”,却在东南大学同意陶行知的提议废除了学监设置学生自治委员会。
      东南大学的体制的意义在于它既非模仿日本,也非简单学欧洲,而是基于对中国教育历史深刻感悟,对美国大学模式消化后的移植,学校订有章程,选科制、评议会、教授会等发挥作用。是中西融合的典型案例。
正因为此,郭秉文注重通过教育交流积极促进中国教育对世界教育资源的利用。他从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分会主席,1926年后又在美国与他的老师孟禄一起创立“华美协进社”,并担任首任社长,1945年任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委员,1947年任华府中美社会科学协会总干事至,1957年任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创办华府中美文化教育协会并负责主持会务,直至1969年去世,他一直致力于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为华人教育做贡献。
(四)平衡点用力与激进参与改造
     郭秉文与陶行知毕竟是两个人,他俩之间有诸多不同,反复考察他俩的不同根基还在于人生态度,简言之,郭秉文是位力求找到平衡点并在平衡点用力的人,陶行知则是位激进的社会参与和改造者。这一差别决定着他俩其他各方面的差异。
      郭秉文所创立的东南大学体制可简括为:四个平衡、三育并举、学术并重、民主治校、服务社会。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找平衡点的思维方式。
     从中国风起云涌的1919年5月他俩不同的应对就可看出两人的不同。虽然当时郭秉文在国外,若他在国内也会选择找到自己的平衡点。陶行知则不然,成为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5月10日与各校代表会见英美两国领事,13日当选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14日参加了南京绅、商、学各界万余人召开的国民请愿大会。
      5月20日,南京各校学生不听官府明令,自行罢课。当时陶行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仍以学联界联合会会长名义领导各校学生进行爱国运动。校长郭秉文在美国,校务由陶行知和学监主任陈容代行,陈容极力反对学生游行和罢课,陶、陈争辩,陈辞职离校,校务由陶行知暂行代理。6月2日,南京各校学生因陈容等人反对罢课,并以辞职要挟,陶行知遂脱离学界联合会,学生独立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聘请陶行知为顾问,继续参与此后的学生运动。
    也许正是性格和态度决定着命运,陶行知一生大起大落、生命短暂。郭秉文则力求做政治的回避者,即便1925年当政治找到他身上的时候也是谨小慎微。这种人生态度决定着郭秉文虽然在中国教育变革方面没有一直执着献身的陶行知影响大,却能政、商、学各界游刃有余,一生充满活力,摄生有道,有比陶行知长30年的人生,晚景安逸。
可见,陶行知在人生价值上更接近于基督和墨家,他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最经典的诠释;而郭秉文奉行自己定下的箴规:“急在事先,事到时就显得从容了。”他“养生处世之道,宅心温和敦厚,持躬宁静淡泊,深得道家反诸自然之妙。可是在做事方面,始终是积极的,关于这一点,他实已得儒家哲学之真传。”[24]
     郭秉文与陶行知两位先驱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作的探索,可资今人借鉴之处甚多,有待进一步全面研究分析。
 
 
 


[1] 参见: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4.
[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805.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
[4] 元青:杜威与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5.
[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
[6]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J],《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921年7月10日。
[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1、238.
[8] 美国展览会我国教育得大奖[N].申报,1927年9月26日,第10版.
[9] 郭秉文: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J],新教育评论,1927年第3卷第9期.
[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61.
[1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至87页。
[1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25.
[14]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5] 创刊弁言,《学衡》创刊号,1922年1月。
[16] 陶行知:党化运动与国家教育[N].申报,1925年1月16日.
[1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66.
[1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20.
[19] 郭秉文著,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2.
[20] 郭秉文著,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6.
[21]郭秉文著,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6.
[22] [美]缪塞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
[2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0.
[24] 曹文彦:郭秉文老师的晚年——充满活力乐观前进[J].中大校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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